国学:德治之传统

栏目:学习 来源:赢商网 时间:2019-10-11

《周礼》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部法典。中国的以德治国就滥觞于《周礼》。作为一部古书,《周礼》的作者以及部分内容都是不确定的,学界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。实际上,还有大量可以确定的东西供今人借鉴,这些可以确定的东西包括:

(1) 《周礼》展示了中国极为特殊的带有强烈人文色彩和感情色彩的法律体系,与西方的法律主义立异。“灋”读“法”,是法的古体字,这个字在《周礼》中的出现率非常高,甚至比“礼”的出现率还高。“灋”字的右边由廌(读“zhì”)与去组成。廌是一种神鸟,相传尧在断案时,廌鸟会飞来啄犯罪嫌疑人的头,这样就可以准确地确定犯人。后来廌鸟消失(去)了,只得靠法官一碗水端平秉公执法了。然而做到一碗水端平是近于不可能的事情,所以必须将思路回归神鸟——法出于道出于神(神治),而不是出于人的主管意志(人治)。

(2) 《周礼》中的神治法律以防范于未然为目的,而不是以惩治恶人为目的,所以施教化于前,施刑法于后,而且法律是以维护天道为宗旨,不以等量补偿为原则(杀人者未必一定受死,今人看来不过是小错误的如重婚罪犯则予以严惩)。

(3) 《周礼》是一部以德治国之范本。以敬老为例,六十杖乡、七十杖国、八十杖朝就是以德治国之典范。

(4) 《周礼》中的法律不仅对犯法者施以刑罚,而且施以道德惩罚。比如犯有对老人不敬的罪过的人,除处以三年劳役之外,外加剥夺称老权,也就是说他六十岁之后不享受老者的一切尊严与福利。这种道德惩罚的警示作用往往比法律处罚作用更大。

以德治国的方针得以贯彻的主要原因:

(1)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法制的局限性,以荀子的认识最为深刻。荀子认为,只有昏君而无乱国,只有始终遵守治国之道的人,没有不变的治国之法。弈的箭法代代相传,但并非每一个时代都能出现弈那样的神射手;夏的治国之法并未失传,可是夏并不能世代维持其统治。所以说,法不能独立起作用,只有产生了驾驭法的高手,法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。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,德与有德者才是治国之本。有了君子,即使法很简陋也能做好各方面的事情,相反没有君子,法再完备也不过是一纸空文。《荀子?君道》。既然人是第一位的因素,当然就要在“人”上面下工夫。有人说儒学是人学,在此意义上这样说是可以的。

(2) 武王伐纣成功之后,周武王与周公旦总结商失败的原因,认为那是因为失德、失民。所以须要反其道而行之,提出“敬德保民”、“保民而王”的治国方针。须要分清,中国的民与现代民主制下的民不是同一个概念。现代西方的民是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民,他们的欲望很强,他们最大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,把财富装入腰包。中国古代的民,无论他们的欲望多么强烈,也无论他们的要求如何无理,绝对不会做竭泽而渔式的发财梦,不会损自然而肥私。从这个角度看,对统治者来说“敬德”与“保民”并不冲突。华夏的护天、敬天传统要求所有的人(君、臣、士、农、工、商)对自然持以道德心,不亵渎自然。解决了对天的道德之后,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机制就简单多了。


(3) 华夏的敬老传统要求子民世世代代不忘先祖,以道德心对待民族的祖宗以及家族的祖先,建立起强者(年轻人)尊敬弱者(老年人)的道德机制之后,强者对强者、弱者对弱者的道德机制就不难建立了。

(4) 君主在物质与政治方面享有绝对的特权,但在道德上不能享有特权,毋宁说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更严。这主要是因为存在“君权神夺”的机制,君主不能不提防。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君主有三惧:一惧天(再昏的君也不敢对天大不敬,不敢疏于祭天),二惧老(除隋炀帝之外,中国的君主大多是孝子),三惧谏官(代表性的如唐太宗惧怕魏征)。

(5) 农耕社会,德治的成本最小,百姓可以夜不闭户、待收割的庄稼省去看青的人工费用,社会治安成本也被压缩至最低。所以,百姓通过德治能获得实在利益,是真心拥护的。

(6) 德治能够使幸福最大化,比如,一夫一妻使男女双方能最大程度地得到性满足。

章太炎《国学概论》在讲述道德问题时说:“道德本无所谓是非,在那种环境里产生适应的道德,在那时如此便够了。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,也不可以今论古。”这种相对主义道德观是非常有害的。中国最大的道德就是共同维护天、尊敬天,过去应该如此,今天应该如此,未来仍应该如此,否则人类就无法从天那里领到生存许可证。





雪漠寄语



真心能认知到世界的变化与虚幻,可惜人总是为妄心所困,遂生烦恼,无法自拔。故而心性的训练,需要通过真心息妄,学会认知真心、忆持真心、安住真心、妙用真心。这需要“离相重精神”,远离概念,直指心性,透过表象,触及人心,洞穿外相的虚幻不实和易变,在心性上下工夫。——《真心》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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